中国外交官的酸甜苦辣

黎巴嫩贝鲁特

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位于贝鲁特西区。使馆大楼高11层，咖啡色外墙，落地玻璃门，白色铝质阳台扶手，后院还有一个游泳池。当中国使馆1971年花100万美元买下这幢大楼时，还着实让别的大使馆羡慕了一番。

1975年内战爆发后，使馆大楼弹痕累累。特别是以色列1982年入侵贝鲁特时，大楼被155毫米榴弹炮直接命中，围墙也多处坍塌。为安全起见，外交部特从国内调来施工队，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。如：把原来一米高的围墙推倒，筑起高近3米的钢筋混凝土墙；前后门全改为铁门；加盖一层地下室，并在围墙四角及门的两侧安上了用1万美元购置的监视器。无独有偶，在贝鲁特还有一处建筑的围墙与我馆相似，那就是黎巴嫩监狱。因此，有人开玩笑说：“中国使馆成了监狱了。”

在流弹中办公

贝鲁特冲突不断，使馆周围多为开阔地，没有高楼遮挡，因此常遭流弹袭击。

使馆正前方800米处是巴勒斯坦夏蒂拉难民营，两者之间无遮无挡。“难民营战争”（为黎巴嫩穆斯林什叶派民兵“希望运动”与巴勒斯坦难民营民兵之间的战争，时间从1985年5月-1988年1月）期间的一天上午10时许，我正在4层办公室阅读当日的黎巴嫩英文日报《每日星报》。突然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响，猛抬头，只见落地玻璃门上的玻璃裂开了，过去一瞧，上面有一个小孔，再顺着小孔高度往室内墙上一找，“哇”，一颗AK-47冲锋枪弹头闯入眼帘。它一半在里，一半在外，想必是飞行距离远了，没有劲了。当时，我要是一起身，可就没命了，因为子弹正好从我头顶10公分处穿过。

“难民营战争”期间，中国使馆一共中了20余发流弹。为提防飞来横祸，我们采取了力所能及的防范措施。如在朝难民营方向的落地玻璃门后，放上2米高的铁皮柜，里面塞满不用的书籍，再把木制窗帘摇下。当然，这种措施只能对付流弹。此外，晚上在办公室收看电视新闻时，我们尽量将身体放低，有时索性坐在地毯上，以减少中弹的机会。

地下室内度日

每当使馆附近冲突加剧时，我们使馆全体人员就转入新建的地下室。这个地下室是1984年在使馆前院加盖的，顶部厚约1米，面积200多平方米。地上铺着地毯，墙上贴着壁纸，天花板上挂着枝形吊灯，并配有空调机。平时，那里是文体活动室，主要是晚上播放录相。重大节日时，又作为宴会厅。按理说，这个地下室条件是相当不错的了。实际上也是如此。使馆现地下室不要说与原地下室相比有天壤之别，就是在贝鲁特也名列前茅。然而，只要在里面连续待上三天，你就会体会到地下室的日子是什么滋味了。

一是睡不好。地下室大厅两侧靠墙一字排着折叠床一边是男同志，另一边是女同胞。在这里倒是人人平等，从大使到厨师，每人一床一被，别无它物。白天，负责形势调研的同志看报纸、听广播；没有这一任务的人就靠看录相、打牌消磨时光。晚上，二三十口人同居一室，空气污浊，呼噜声、咬牙声、梦话声，此起彼伏。神经衰弱者根本无法人睡。因此，一些人宁可去老鼠横行的地下车库的汽车内过夜。还有个别人甚至偷偷地溜回宿舍，睡在厕所地上。厕所前后左右均有房间，相对安全些。

二是吃不好。使馆冷库储藏能力有限，蔬菜3天后即告罄，之后只有靠罐头打发日子。

三是不见天日。由于到处落弹，大家不敢外出，终日闷在地下室里，既吸不到新鲜空气，也晒不到阳光。这样的日子，不要说上了年岁的人或女同志，就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三天后，也会觉得四肢无力。而我们在地下室内一呆，短则三五天，长则十天半个月。

炮火中外出

冲突发生时，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外出的，但是特殊情况例外。1986年7月的一天，“难民营战争”又加剧了。我和另一位同志因紧急任务，去塞浦路斯出差。出发前夕，使馆周围又开始落炮了。“轰、轰”的爆炸声，震得大楼门窗哗哗直响。待炮声稍一稀疏，我们的车犹如离弦之箭，嗖地一下冲出大门，驶上了通往国际机场的滨海马路上。

奇怪的是，尽管炮声隆隆，道路上依然车水马龙。我们的车左拐右插，一个劲儿地向前钻。当车驶到贝鲁特南郊时，后面突然喇叭长鸣，一辆辆车疯了似地向前冲来。刹那间，一辆红色“奔驰”车开到我们车旁。只见汽车玻璃全部破碎，司机脸上淌着鲜血。忙回头，原来就在我们身后约100米处，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从山上打来的一排“喀啾莎”火箭已经爆炸，一股股烟柱腾空而起。好险呐！要是慢上几秒钟，我们就去见马克思了。

在贝鲁特抢车浪潮中，中国使馆也未能幸免。贝鲁特抢车开始后，在我们使馆，无论哪位同志外出，大家都开玩笑地说上一句：“愿真主保佑你平安无事。”那一阵，我们开车上街，不仅要像在正常环境中那样注意道路情况，而且要时常留神有无可疑车辆或行人。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，我们就赶紧加速或改道。我们还总结出这样一条经验，即尽量不让超车。因为许多抢车贼往往是从后面赶上来作案的。所以，我们在开车时，即使后面想超车的汽车喇叭按得震天响，也不予理睬。

一天下午5时许，使馆一辆“奔驰”车外出办事。当行至一条商业街时，由于交通拥挤，车子以二档速度前驶。这时，从路旁走过来两位小伙子。当他们走近车时，突然掏出别在腰间的五四式手枪，命令车内的人下来。此刻，街上车水马龙，人流如潮，但大家对眼前发生的事情熟视无睹，没有一个人敢过来管“闲事”。这倒并不是黎巴嫩人见死不救，而是过去因管这类“闲事”，不仅自己，甚至连全家遭殃的事件屡有发生。他们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。

对于抢车，我馆有明确规定：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，将车放弃。实际上，在真遇到抢车时，根本没有时间去“劝说”，从开始抢到被抢走，总共只有几秒钟时间。即使有时间“劝说”，也无济于事。因为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，“劝说”对他们等于是“对牛弹琴”。就这样，中国大使馆先后有7辆小汽车被抢走。

曾遭到袭击

由于中国正确的外交路线，我们在黎巴嫩没有树敌，与当地政党、派别的关系都不错。然而，1985年的“鞋底事件”却使中国使馆吃了苦头。

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1985年，我国天津向中东地区出口了一批塑料底布鞋。然而，就是鞋底后跟的防滑纹在阿拉伯国家引起轩然大波。据当地报载，防滑纹酷似阿拉伯文“真主”两字。把伊斯兰教崇奉的唯一的神踩在脚下，这还了得。于是乎，阿拉伯国家将这种鞋一律查禁，并规定，凡是发现有卖或穿这种鞋的，以亵渎“真主”论罪。

在黎巴嫩这个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家，一些人甚至掀起“声讨中国异教徒”的恶浪。尽管这一事件后来由我方通过埃及伊斯兰教领袖出面，解释这纯系误会，因为“防滑纹”设计者根本不懂阿拉伯文而告一段落。可在黎巴嫩，事情却没有完。期间，中国使馆几乎每天深夜都接到恐吓电话，说几点几分，将在使馆围墙处引爆炸药等等，搞得我们终夜不得安宁。不得已时，只有半夜叫来负责使馆安全的黎巴嫩内部治安军。

不久，袭击事件终于发生了。那是在一天晚上8点30分左右。使馆外墙遭到一枚枪榴弹的袭击。弹头穿透外墙，钻入室内，掠过写字台，再击穿房门，在走廊爆炸。当时，幸好房间主人去看电视新闻了，不然就命丧黄泉了。翌日，有人打来匿名电话，说这就是对“异教徒”的报复。

开旧车搞外交

过去，中国大使馆是清一色的德国“奔驰”车。可后来由于屡屡遭抢，中国外交官外出活动时，除大使仍乘坐“奔驰”280SEL型车外，其他外交官很少坐新车、好车，甚至干净车了。

鉴于好车是抢车犯的重点目标，我们一般不擦洗汽车，有时故意将汽车往水坑里开，弄得污浊不堪，看上去就像旧车一样了。

后来“奔驰”车被抢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开始买二手的日本车和抢车贼不感冒的美国车了。这在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历史上尚属头一遭。

厨师买菜用的车更是破得要命。那是一辆早已扔在车库多年不用的法国“标致”车。开这种车上街，除了喇叭很难按响外，简直是哪儿都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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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 |《黎巴嫩——战乱春秋》

著者 | 王斌 李丽  图片 | 网络 

编辑 |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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